“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一个历史决议,这一决议不仅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对于西方人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日前,(意大利)马可·里佐接受《参考消息》特约记者李凯旋专访时如是说。里佐曾任意大利众议院议员(1994-2004年)以及欧洲议会议员(2004-2009年)。

李凯旋: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和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百年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您在读完《决议》后,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与思考?

里佐:中国人100多年来所开创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不断地、不懈地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光辉的未来。100年来,中国人始终牢牢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始终没有忘记自身的初心与使命。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也是人面向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历史。

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历史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所有西欧,都存在较大差别。在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中,我们尤其关注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整体态度。尽管中国的思考中不乏对某个历史时期的严厉批评,但从未将各个阶段割裂开来,也绝无对自身信仰和指导思想的背弃或妖魔化。中国毫不掩饰自身历史上的挫折时刻,但是他们将之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叙事逻辑中。换言之,这些错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而难以避免。

我们意大利人近二十年来一直遭遇分裂困扰,各派之间的分歧尖锐。党内民主辩论是应该且必须存在的,但在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重述时,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

里佐:中国人民之所以接受中国的领导,是因为他们在这100年里认识到,党是孕育于人民之中而非某种叠加在人民之上的外来组织。中国作为本国历史和文化演进的最高成果,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中国成功使得从外部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被中国人民当作外来的、没有根基的事物,更没有在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引发排异反应。这种成功绝不是理所当然的。这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够远远超越其诞生时空范畴的意识形态——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具有普遍价值。

对于我们这些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来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是完全自然的。因此,也许我们很难想象,推动马克思主义适应,或者说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建立联系有多么困难。

里佐:中国的百年史是一部集体主义的历史,由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所创造。从到习,中国的杰出代表推动了党的历史发展。党的领袖,被视为党中央的核心,也是全党的核心。但是,这些伟大人物没有脱离甚至高于党的其他部分。他们的崇高地位,是一个汇集并凝聚了全党所有能量的焦点。

我们欧洲人,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因为尽管我们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仍然不时会忘记——伟大人物往往是数百万人推动下的伟大历史进程及其成果的集大成者。

李凯旋: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飞跃式发展举世瞩目。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里佐: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许多转变,每一个阶段都充满艰辛,不乏磨难。拥有战略远见和家国情怀的中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领导核心作用。

新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为后来的发展和当下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功奠定了至为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探索,是在对人民群众共同发展之需求的响应中形成的。发起中国改革的同志们,非常清楚自身正冒险进入历史上的未知领域。在具体的现实中,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面临不断涌现的挑战和新事物,而且都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改革所无法回避的。以习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的新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通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我在《决议》中注意到这段话,“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里所蕴含的长期愿景,一方面证明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中国人的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进行的思考和探索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还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特别是执政党中国——拥有巨大的共识和威信。这与西方各国政府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社会治理者的短视和狭隘随处可见——特殊利益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选择中不断占据上风,人民的利益不断被践踏和漠视。西方治理精英陷入了共识和声望持续流失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一危机进一步恶化,暴露了当代资产阶级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功能紊乱和去合法化态势。

用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意大利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说,资产阶级已经进入了颓废阶段,不再能够发挥其享有的领导权,尽管它空前地拥有无处不在的教化、灌输和宣传手段。与此同时,在东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上的领导者——中国,成功地以令人信服且有力的方式影响了追随它的整个民族。

李凯旋:事实上,作为执政党,中国的威信还源于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品质。

里佐:是的,《决议》通篇无处不彰显着中国人勇于自我革命的坦诚与睿智。显然,中国人不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美德。错误和缺点?当然有!甚至严重违反法纪、腐败等行为也是存在的。中国明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表明,没有任何消极的东西被忽视。负面行为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但它们被揭露和批判了。

与之相反,西方治理中则普遍存在几近炫耀式的有罪不罚现象。我们的编年史中充斥着被“抓现行”的政治人物,他们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而且不久后便被任命在责任更微妙的新岗位上。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在不断加码,但从未落实。

贪污、劫掠和工作场所的事故,使意大利在一个自称“文明”和“进化”的世界中处于最可悲的地位。这是一种腐蚀了意大利人民道德的疾病。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甚至还去适应它——“大家都这么做”。这里还有对处于弱势工人群体的欺压——他们承担着各种不公正的税费。而大企业在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逃避税收后,发现此地已不再适合其“业务发展”,便携带多年来从大众纳税中得到的巨额利益远走异国了。意大利民众发出的责难,尽管有时不够严谨,但仍能引发强烈的愤慨,最后却也不过是被当成了耳旁风。

李凯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拥有一套严格的人才选拔体系和稳定连续的领导干部队伍,这是其实现良政善治的关键所在。您怎么看?

里佐:我们应该对中国领导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行更有益的思考。而当我反观自己的国家时,总是备感沮丧。我们知道,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非常严格且透明的。基于客观衡量标准得出的选拔结果,是干部在事业上晋升或黜退的依据。简而言之,实绩高于一切。实绩是由结果衡量的,但也通过干部在回应人民需求时所获得的满意度和声望来衡量。领导层的稳定性,也使他们能够始终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在中国人民的眼里,中国完全以负责任且透明的方式承担着所有的历史功过。

然而,这种负责任的稳定性在我们西方国家被歪曲为“独裁”。但在西方,也有“精英统治”的说法。那么,我们西方人的“精英统治”到底是什么?领导层对谁负责,回应谁的需求?当然不是人民。相反,权力中心由隐匿的神秘力量所控制。政治被简化为一台毫无意义的芭蕾舞剧,参演人物的角色是空洞无意义的,而且很明显,演员自身也知道这一点。在兜兜转转、频繁改变自身的政治光谱后,他们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彼此相互替换,从而能为他们面对灾难时的不负责任行为找到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负责,每个人都指责他们的前任。随风摇摆的领航者,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向深渊。

李凯旋: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始终坚持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飞跃式社会发展成就。

里佐:是的,中国作为执政党,很好地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领域,以及在城镇化和对最偏远农村地区的改造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划时代成就。《决议》中的这句话必须加以突出强调:“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亿二千万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十三亿六千万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当然,福利不应被视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苦难、贫困、匮乏和不发达状态中的社会主义是不能给予人民这些社会保障的。

李凯旋:我们注意到不少意大利人多次表明立场,将维护世界和平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中国。您能否再简要谈谈相关看法?

里佐:战争的风险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关注且愈发为之感到忧虑的主题。美国及其盟友——欧盟、“五眼联盟”,在全世界肆意制造动荡,而这些潜在的或具体存在的战争风险,随时可能转化为真正的军事行动。西欧国家,特别是被地中海包围的意大利,很容易受到这些威胁的影响。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想到,作为世界人民和平堡垒的社会主义中国及其他国家,已经决心站起来阻止美国及其盟友的欺凌和有罪不罚的行为时,就备感宽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